一座有英雄魂的城市——以三大精神谱系为主线解析沈阳“英雄血脉”
辽宁

一座有英雄魂的城市——以三大精神谱系为主线解析沈阳“英雄血脉”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沈阳便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城市,拥有着波澜壮阔的英雄历史和独属的英雄精神谱系。为了深入挖掘城市的英雄历史,讲述城市的英雄故事、弘扬城市的英雄精神,让崇尚英雄、尊重英雄、争当英雄成为全市人民的价值共识与文化自觉,进一步凝心聚力推动振兴发展,本报自今日起设立“弘扬英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专栏,陆续推出系列理论文章。

一座有英雄魂的城市

——以三大精神谱系为主线解析沈阳“英雄血脉”

□伏桂明

沈阳人民欢送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的青年。

沈阳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英雄的历史,使沈阳成为英雄的城市。

沈阳近百年历史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发生过许多足以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成为一座中国近现代历史重要节点城市。在沈阳,中国抗战第一枪打响、又以最后一批日本战犯审判为这场战争画上句号;在沈阳秀水河,一场歼灭战拉开了东北解放的序幕、又在沈阳城落下辽沈战役的帷幕;在沈阳,几乎所有的工厂企业都为支援抗美援朝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要人出人、要物出物、要钱出钱;在沈阳,不知有多少厂矿的工人或撇家舍业或拖家带口,义无反顾地远离家乡支援国家三线建设;改革开放,沈阳人民经历过阵痛,却以无数敢为人先、锐意进取的尝试,为国家开辟出一条条改革发展之路……

沈阳,这个不断创造历史的城市从来不缺乏英雄的精神谱系,雷锋精神、罗阳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创业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长征精神,等等,甚至看似与沈阳无关的丝路精神,其实也并不遥远,因为沈阳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然而,在这些英雄的精神及其创造的英雄历史中,有三种精神谱系与沈阳更为血肉相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劳模精神。它们既有着独立的属性又互为影响、传承,几乎串联起了沈阳近百年的英雄历史,并且在1950年代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合流”。

第一部分

沈阳拥有中国抗战“第一群像符号”

十四年的抗争家国起死回生,十四年的峥嵘沈阳尘埃落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从中国抗战14年角度来讲,沈阳抗战历史具有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饱和度与完整性。

从1931年9月18日抗争起始到1945年9月6日沈阳光复,再到1956年审判最后一批日本战犯,沈阳便是这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缩影版。尤其是对于中国抗战前六年,以沈阳为代表的东北抗战是中国抗战的“主单元”。无数英雄来到这里,留下浴血奋战的身影;也有无数英雄离开这里,成为影响历史的关键力量。由于满洲省委早期驻地是沈阳,作为党团方面的重要领导,核心的活动地点也在沈阳。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后来的东北抗联英烈在沈阳留下了他们在东北地区的第一行战斗的脚印。奉天第一监狱曾关押过任国桢、陈为人、吴丽石、刘少奇、孟坚、杨靖宇、赵尚志、饶漱石、林仲丹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

沈阳这个中国抗战的起点,是由中国抗战“第一群像符号”构成的。

符号 1

以王铁汉为代表的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

打响中国抗战第一枪

“九一八”之夜,在北大营突围战中,东北军620团团长王铁汉率领官兵违抗“不抵抗”军令,打响了中国14年抗战第一枪。此后众多义勇救国的队伍中也并不缺少爱国军人身影,如耿继周:曾是东北军汤玉麟所部营长,不满“不抵抗”政策愤而辞职,潜回新民扛起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大旗。

符号 2

以黄显声为代表的沈阳爱国警察

打响中国地方治安力量抗战第一枪

“九一八”之夜,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率沈阳县公安局、三经路警察署、商埠公安三分局、南市场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2000多人与日巷战。黄显声等西撤锦州后,沈阳县公安局局长兼公安大队长张凤岐潜回沈阳,于1932年5月初召集部下密商刺杀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后被日伪当局察觉,张凤岐及其部属杨春元、耿光汉、程云桥、陈范、洪德彰(被称为“抗日六志士”)被捕,先后遇害。

符号 3

中国抗战“第一宣言”

从沈阳发出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919宣言”),号召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沈阳地区义勇军最早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符号 4

沈阳是中国第一支民众抗日义勇军的

诞生地

1931年9月27日,即九一八事变后第9天,绿林首领高鹏振在沈阳新民姚堡乡沙岭岗子树起“镇北军”大旗(同年10月10日改名为“东北国民救国军”)。此后,沈阳的义勇军很快遍及了郊区和各县,其成分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农民、手工业者、乡绅、地主和民团武装,原东北军及警察队伍的成员、绿林武装、知识分子等。在当时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下,李兆麟、宋黎、赵一曼、刘澜波等均在沈阳组织抗战,也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武装斗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符号 5

沈阳“九君子”推动了近代弱国外交时代

第一次外交胜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时国民政府寄望于国际调停。1932年4月21日,以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来到沈阳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大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于光元、张查理、李宝实,银行家巩天民(中共早期党员)、邵信普,社会活动家张韵泠,医学家刘仲宜组成“爱国小组”(后被称为沈阳“九君子”),冒着生命危险编纂《TRUTH》(中文名《真相》),通过国际友人向国联调查团实名递交了这份英文书写的日军侵华证据汇编。这套证据一一揭穿了侵华日军的欺世谬论,被作为重要依据纳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1933年2月,国联大会审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裁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的侵略行为,伪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伪政权,推动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首次定性。

符号 6

东北流亡抗战力量铸造了

中国抗战最广泛的唤醒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卢广绩、杜重远等流亡关内的爱国志士,在北平组织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支援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东北流亡青少年学生及东北籍流亡作家,唱着“松花江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为中国抗战作了先锋性实践,唤醒民心,共赴国难。屈辱的经历坚定了他们抗战的决心与行动,犹如一股铁流,在全国播撒了抗日火种,激发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热情,铸就了一座移动的“山海关”,成为全民族抗战最广泛的唤醒力量。

这些“第一符号”值得我们珍惜。每个“第一符号”都代表了一个沈阳抗战英雄群体,都是大文章,都是需要重点研究的历史课题。它们相融相生、相辅相成,构成了沈阳的中国抗战“第一群像符号”,也奠定了沈阳在中国抗战起点地位。在中国抗战前六年,以沈阳为中心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孕育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在此期间,沈阳人民充分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1932年3月13日,义勇军攻打沈阳城,从小东门入城、从大北门撤出。图为沈阳民众在欢迎义勇军。

第二部分

抗美援朝精神镌刻了沈阳的城市肌理

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

对于这一点,饱受创伤的沈阳人民体会得最多、也体悟得最深。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无论是已变成解放者的抵抗者还是已变成国家主人的受奴役者,实际上参与的主体基本是一代人,都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尝到了新社会的甜。他们都成为了沈阳这座城市的主人。

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者和一直留在本土的抵抗者外,我们发现当年那些流亡抗战的志士、青少年学生回来了,成为城市的领导者、管理者,成为厂矿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成为医生、教育工作者,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还有翻身当家做主的广大沈阳工人阶级。他们经历过抗战的洗礼,比任何人都珍惜这朝气蓬勃的新社会、新中国。当面对新社会、新生活再遭践踏甚至失去的危局,他们毅然决然选择了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共克时艰。所以,为了支援全中国解放、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沈阳人民使出“洪荒之力”。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沈阳人民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急迫,甚至沈阳的“工业之骨”与“城市之魂”也由此初步奠定。

窥一斑而见全豹。无论是抗战精神还是抗美援朝精神,都把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放在最核心的位置上。抗战精神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抗美援朝精神是“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与抗战精神是有着传承的。

对于沈阳来说,抗美援朝精神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从1950年开始,沈阳便被打上了“抗美援朝烙印”,且这烙印越来越深。直到今天,这场立国之战还深刻影响着沈阳、塑造着沈阳,不断地镌刻着城市的肌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深深植根于沈阳人的心田并化作了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

抗美援朝,缔造了“独一无二”的沈阳

在这场战争期间,沈阳是“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是后勤保障最重要的枢纽。沈阳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立即行动,积极恢复生产,举全市之力支援前线并提出“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的口号。广大的铁路职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和大批农民纷纷组成运输队、医疗队、担架队志愿开赴朝鲜前线,担任各种战勤工作。据统计,沈阳有近4万满载人员和物资的车皮在沈阳编组、中转开赴朝鲜;7400多名热血青年参军,3000多名技术人员顶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修复桥梁、运送物资;全市有数万人参加输血队;全市人民捐献飞机大炮的价款能购买58架战斗机……

如1950年11月,沈阳桥梁厂组织15人小组赴朝鲜定州,完成抢修、清除机车、货车,打通隧道;1951年3月21日,沈桥厂再组织一支以架子工、铆工为主的126人的队伍赴朝参加铁路抢修工作。沈桥厂在朝鲜战场上共牺牲了13人。

“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武器”。

沈阳人民在战争中实现工业的新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当时全市有20个产业系统、下属254个工厂企业(其中私营企业52个)完成了增产节约计划和紧急情况下的军需任务。“一五”期间,沈阳工业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市范围内形成了4个完整的工业区,完成建设项目近1500项,其中重点项目50多项,形成了以机床、电机电器制造工业和航空工业为核心的国家重工业基地,赢得了“共和国工业长子”美誉。当时的沈阳,被苏联专家誉为“中国八大城市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工业城市”。

沈阳是弘扬抗美援朝精神的圣地

一座陵园留忠魂。

这座陵园便是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它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1951年4月),由东北人民政府拨款、东北军区政治部负责修建,同年8月完工。1951年12月10日,东北军区将陵园正式移交沈阳市民政局管理。陵园中所安葬的烈士遗体,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底,从朝鲜战场运送回来的。在2014年前,陵园内安葬了123位志愿军英烈,有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五大烈士,也有其他久负盛名的战斗英雄,比如倪祥明,是一级战斗英雄,他跟杨根思都是电影《英雄儿女》王成原型;齐进虎,是一级人民英雄,电影《渡江侦察记》中立下大功的木盆渡江的侦查员原型;孙生禄,是“一级战斗英雄”,入朝作战期间击落敌机6架、击伤敌机1架;孟琎,在开国大典时驾驶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赵吉祥,是解放战争期间“钢八连”的连长;张学智有“拼刺英雄”称号,车元璐被称为“钢铁勇士”,毛杏表是一级人民英雄,等等。还有团职以上的志愿军干部,也都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期间身经百战的功臣。

城市有这样的陵园,是沈阳人民的骄傲;身边守着这样的忠魂,是沈阳人民的荣光。据不完全统计,70年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共接待参观群众超过千万人。每逢清明,各单位、各学校、各企业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学生到陵园祭拜烈士,已是习惯。

一场公祭为国家。

当鸭绿江南三千里江山的硝烟还未消散时,沈阳人民就以最庄严隆重的方式迎接烈士回家。1953年2月24日20时2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三位烈士的遗体运抵沈阳。

沈阳人民也和抗美援朝烈士结下了不解之缘。三位烈士的灵柩停放在和平区二纬路与三纬路之间的空场上(即现在的八一公园内),场内西侧搭起一个很大的席棚子用来停放烈士灵柩。沈阳市人民政府成立了治丧委员会,举行规模宏大、庄严隆重的公祭活动。1953年3月3日至5日,公祭大会历时两天半,参加公祭的共计145个单位、27000余人。由东北军区及沈阳市党、政、军负责同志焦若愚等亲自执绋,他们身后是蜿蜒一公里、抬着数百个花圈的送葬队伍。灵柩由灵堂出发,经和平大街、五纬路、市府大路、市府广场、惠工广场……直到烈士陵园。数十万市民冒着寒风,肃立大街两旁,迎候、目送烈士英灵。送葬队伍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达烈士陵园。三位烈士的墓地被安排在陵园东边第一排,由东至西三位烈士的排序为: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焦若愚为三烈士墓碑揭幕。从某种意义讲,这次公祭大会是沈阳代表国家对三位烈士的公祭。公祭的对象也不仅仅是三位烈士,还有千千万万为国捐躯的志愿军烈士。

从2014年3月28日开始到2021年9月,陵园又陆续迎回了825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每一次烈士遗骸归来的安葬仪式都非常隆重,宣读祭文,伴着《思念曲》,由礼兵护送烈士棺椁。这同样是以国家名义举行的公祭活动。陵园里还有一面镌刻着174407个烈士名字,高3米、长达130多米、由黑金沙花岗岩构成的烈士英名墙,前面从来不缺少敬献的鲜花。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成为国家一个重要的烈士纪念场所,志愿军情结已成为沈阳这座英雄城市的底色。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沈阳人民与志愿军烈士们之间进行着心贴心的交流与对话。每逢清明节、抗美援朝纪念日或者烈士纪念日,越来越多的抗美援朝烈士亲属从全国各地来到沈阳。沈阳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纪念抗美援朝英烈、弘扬抗美援朝精神的圣地。

沈阳人民为抗议美国细菌战游行示威。

第三部分

劳模精神是沈阳循环流淌的血液

自1948年沈阳解放以来,有一种精神便在沈阳萌芽、形成并越来越根深蒂固,它是劳模精神。沈阳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接管的大工业城市,也是全国率先开展起奖励和宣传劳动模范活动的地区。1949年10月5日至11日,沈阳市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奖励了赵国有、马恒昌、朱满堂等16名在复工生产、创新纪录、护厂等方面的劳动模范。这批劳动模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地方表彰的第一批劳动模范,载入了中国工运发展史册。

如果说在迅速恢复生产、支援全国解放中,沈阳劳模精神萌芽并茁壮成长,那么,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劳模精神则完成了基本的塑造,其典型特征为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卓越的劳动创造、忘我的拼搏奉献。以劳动模范为代表的沈阳人民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劳模精神与抗美援朝精神基本合二为一了。

1951年1月,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推动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马恒昌小组”向全国职工提出挑战。他曾经这样回应全国工友:“我是一个生长在东北的四十七岁的老车工。我尝过伪满洲国时代亡国奴的苦味,受尽了蒋介石的压迫。所以,我一听到美国又要武装日本,便非常愤怒,我决心要把马恒昌小组搞得更好,来回答美国侵略者。”

马恒昌的这段话一语中的,很有代表性。

单独说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劳模精神,均有各自属性,但放置于抗美援朝战争这个共同语境下,三者就像三条河流在这个点位实现了合流,汇成了“一条大河波浪宽”。对于沈阳工人阶级来说,以“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为代表的爱国生产运动便是他们的应战方式。正是在这场广泛的爱国生产运动中,越来越多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如潮水般涌现出来,如新纪录运动的创造者赵国有,全国劳动模范小组带头人马恒昌,航空工业战线上的攻关尖兵、中国第一代反坦克火箭弹专家马德有,全国第一个模范工厂厂长高方启,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凿岩机“技术大拿”徐连贵,“全国工业生产建设一面旗帜”王凤恩,“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等一批批全国劳动模范。

在此后各个历史时期,沈阳劳模精神逐步成熟、渐成体系、愈发厚重,成为城市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沈阳担当”“长子情怀”的支撑力量。进入上世纪60年代,面对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的严峻考验,吴家柱、林海丰、吴大有等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在沈阳率先发起厂际经验交流和群众性技术协作活动,全国第一个地方性职工技协组织也在沈阳成立并迅速扩展到全省、全国大部分地区,载入中国工运发展史册。在支援“三线”建设进程中,好人好马上三线,沈阳将工业实力雄厚企业中的优秀干部、技术骨干和先进设备陆续派遣出去,还有的工厂、车间被整体迁走。如:以沈阳的国营112厂(现航空工业沈飞)、国营410厂(现中航工业沈阳黎明)为主的全国16个省市35个航空工业企业采取对口搬迁、对口包建、对口支援三种形式,先后由老厂派出16795名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及大量精良设备、物资,奔赴边远山区,投入到大规模、轰轰烈烈的国家三线建设中。

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多数企业经历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实践,一些敢为人先、影响全国的改革经验在沈阳诞生。1979年,沈阳北行农贸市场成为全国第一个恢复交易的城市农贸市场;从1980年起,在全国率先进行科技成果商品化探索;1982年,东北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沈美日用品有限公司创立;1983年,东北最大批发市场——五爱市场建立;1984年厂长负责制,开全国先河;1986年8月3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1987年,在全国率先公开招聘大中型企业经营者(厂长)……这些由沈阳创造的敢为人先、锐意进取案例,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沈阳创造的数以百计的“全国第一”,这些都是以各级劳模、先进生产者为代表的沈阳人民创造的奇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沈阳共产生市级以上劳动模范近3万人(次)。来自沈阳各行各业的劳模们实力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生动诠释了沈阳人民具有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默默担负起“共和国工业长子”浓得化不开的使命担当,充分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励沈阳人民继往开来、攻坚克难、奋勇前进的不竭动力。

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劳模精神,三大以国家为信念的英雄精神谱系已经深植于沈阳的城市肌体中和沈阳人民的心中。它们凝聚的是无数沈阳城市英雄的丰碑,浓缩的是沈阳这座英雄城市的集体记忆、情感共振与精神支撑,为沈阳这座英雄城市注入了“英雄魂”

今天,沈阳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更需要这样的“英雄魂”。

(作者系沈阳日报编委)

来源:沈阳发布